Frog Queen

来源：爱智论坛 作者：吴冠军

东方早报》的编辑小姐告诉我，许多读者都极为喜爱拙文《这个谜语太黄色》，希望我有闲暇时，能为它写一个续篇。作为一个作者，读者的这份情意，极是温暖、最是难却。怀着这份暖意，让我们再一起来对今日的意识形态操作——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全球的国际政治——作一个批判性的分析，看看在各种日常小事和国际大事背后，共享着哪些隐藏的意识形态逻辑。

喝咖啡的欲望

　　这一次的思想之旅，就让我们从喝咖啡开始。我身边不少亲戚朋友，倒并非“酒鬼”，却绝对称得上是“咖啡鬼”。我的一位室友，从早到晚就看到他在不停地给自己灌咖啡，从不担心自己哪天睡不着觉乃至彻底失眠。一次吃饭时聊起才知道，他从来喝的都是“decaf”咖啡，即除去咖啡因的咖啡。这一日常生活中最为不起眼、最平常不过的细节，在我看来，恰恰包含着今日意识形态操作的一个核心逻辑。

　　我们先来看另外一个生活中的例子（这个例子取自情景喜剧《人人都爱雷蒙德》）：一对有三个孩子的夫妇，丈夫雷蒙德总是在单位工作到很晚才回家，一次妻子黛布拉去给丈夫送饭，却发现他磨蹭在单位，原来不是在工作，而是和几个男同事在看电视球赛吃比萨以及瞎侃。于是，气往上涌的妻子“命令”他以后下班准时回家！只得每日按时回家的丈夫，在家里却碍手碍脚，东碰西弄，到处添乱，结果使照顾三个孩子已忙得团团转的妻子更是大为不满，天天发脾气。一个晚上，经受了妻子一顿“脾气”后的丈夫就问：你到底要我怎样？妻子沉默半晌后说道：“我要你在单位时每刻都很‘想’回家，但人却又不真的‘回’到家里添乱！”我在这里要论述的是，看似同喝咖啡完全无关的这一夫妻间的“折腾”，完美地解释了“decaf”咖啡所实质隐含的内在逻辑：人们想要一样东西，但实际上只想要其中同其幻想相一致的“好东西”，却不是完完全全地要“它”；那是因为，欲望的对象（如我的室友所欲望的咖啡/那位妻子所欲望的“居家丈夫”）之实质，往往反而给人们的幻想带来麻烦与困扰、乃至造成根本性损害（如整夜失眠/家里更乱）。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欲望和幻想之间的隐秘关联：人们的欲望，实际上是由幻想所支撑。我十分想要某样东西（以“X”代表），然而根本上要的只是某一符合我幻想出来的“美好东西”；而当该欲望本身被十十足足地实现（即最后得到了“X”）时，情况往往却会像是那个妻子那样，反而并没有感受到那种得到“X”后所应有的满足，相反，所感受到的往往却是失落、甚至是不满。生活中很多女孩子都经历过这样的感受：逛街时看到橱窗里的某件名牌衣服极为喜爱，此后便开始为把它买回来而积极攒钱，然而一旦真的自己弄足钱或缠着男朋友把它买回来后，却发现原来也就是这样，感觉不过如此，甚至为花掉那么多钱隐隐心痛；而过了几天，看到另外某件衣服，欲望对象一下子就转了过去……

　　今天的“decaf”咖啡，不恰恰正是为满足这样的（由幻想所支撑的）欲望逻辑而生产出的产品？这种“咖啡”本身即是剥除咖啡之实质、纯然符合幻想的“好东西”：一种没有“Ｘ”的“Ｘ”（没有咖啡因的咖啡）。今天在流行歌曲中所唱（所幻想）的“好男人”形象，不正是“decaf”咖啡的一个系列产品？这样的形象之一种，便是前面那位妻子所最终“要”的、纯然符合其幻想的那个在单位时时刻刻念着家里想着老婆、但又不真正在家添乱的“好老公”……如果我们对日常生活稍加关注的话，便会发现，我们今天已然被这样的产品所包围：走进超市，放眼可见那些99%乃至100%无脂肪的奶酪、冰淇淋；以及，无热量的巧克力、不含糖的甜料、无西瓜籽的西瓜、甚至没有酒精的啤酒……（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列下去）这些不都正是“decaf”咖啡的“同门兄弟”，一系列没有“Ｘ”的“Ｘ”？

“色情制造业”的秘密

　　接着，让我们再一起来考察一下，今天网络时代的真正关键词——“性”（在这个所谓“眼球经济”的时代，每个网络从业者都心知肚明，最“抢眼球”的实则便是“性”，点击率自身也已拉下了这个关键词的遮羞布）。在这个“敏感的”地带，那相同的“Ｘ without Ｘ”的意识形态操作，难道不正是在隐秘地进行着？今天那所谓的计算机化的“虚拟性爱”（virtual sex）或“网络性爱”（cyber sex），难道不正是一种“decaf”sex（“seX without seX”）？即：依靠计算机屏幕以及网络视频头为平台的没有性接触的性，或者用现在流行的标语来说，“安全性爱”（safe sex）。

　　再进一步地展开考察：我们都知道，互联网络“性息”科技产业里最先大赚其钱、并且多少年里唯一能赚钱的，便是色情网站。为什么色情制品——从已横跨半个多世纪的《花花公子》杂志到今日到处泛滥的色情网站，虽从不登主流媒体的“大雅之堂”、然而实则却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形成一个“看不见”的“主流产业”？为什么甚至有很多年轻妻子在午夜电台节目里抱怨，自己的丈夫在结婚后竟仍极度迷恋色情制品？“色情制造业”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一份澳大利亚生活杂志最近对一组白领男子作了一个采访调查：很多生活中有着正常乃至高频率性生活的男士，对自己仍对色情制品痴迷不倦的回答乃是：那里面所提供的女性是“纯美的”、“异常性感的”（由于《花花公子》的摄制效果，甚至多少年来总是有大量女孩争作《花花公子》的当期女郎）；甚至一个被调查者更是直接说道：看色情片中的女性私处，不用承受它本身所具有的那不“爽”味道……难道这个调查不正是揭示出了色情制品“长流不息”的全部秘密？即：这些制品所提供的，正是完美符合男性幻想的“decaf”女人——那些在日常生活（如身边的老婆、性爱伴侣）中所遭逢不到的“纯美女人”，那些不含有“令人不快”的女性特征的“完美女人”……

　　反过来，日常生活中的女人，实则在根本意义上，仅仅是作为那一根本性幻想的补充，即那只存在于色情片中的“完美女人”的替代性填充。关于女人的这种作为替代性填充的状况的一个最好的隐喻，我们可以在今天的“性商品”市场上找到：即那种已在日本、美国以及不少欧洲国家广受欢迎的真人大小的“充气娃娃”，一个“空心”的模拟性“女性身体”，一个只为满足男性欲望而“存在”的对象-工具。正是同这种“空心”的“女性身体”一样，在所谓的“真实性爱”中，女人的“身体”实际所起的作用就是：仅仅作为男人那幻想性投射的一个支持。

　　这就是为什么，为了更好的市场销量，这种“充气娃娃”往往直接便以色情制品中的女主角作为“模板”来制造（在电影《八毫米2》中，我们可以看到色情制造业和性商品制造业的这种“挂钩关系”：消费者直接可以在网上订购色情片中某女角的专门的“充气娃娃”）。于是，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较之身边女人的“真实身体”，这种“充气娃娃”很多时候甚至更能“胜任”地来支持男人那幻想性的投射，即更好地成为幻想本身的“补充”。故此，我们不难预见：在不远的将来，这种已大受欢迎的性商品，会像色情制品那般地四处泛滥，如同今日市场上的咖啡和“咖啡伴侣”一样。也即是说，在不远的将来，女人的社会性地位，很可能将连“色情片填充”的状况都无法保住。

　　于是，在今天的意识形态状况下，“性态”（sexuality）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吊诡：一方面，女性主义在公共话语的层面上，似乎正一路凯歌、逐渐成为“政治正确”之向度，即几乎没有人今天会公开地站出来，反对给予女人平等、尊重、自由等等；而与此同时，隐秘地但十足反讽性地，女人实际上正越来越陷入这样的绝境中：她们将只有两个选择，即要么努力成为色情制品或相似状况（如模特业、演艺圈等等）下的“decaf”女人，要么努力使自己本身成为“男人”，遵循乃至认同男性的幻想逻辑（即要么成为“幻想”本身、要么成为“幻想者”本身）。这难道不正是今天意识形态氛围下女孩子的奋斗目标？——一大半在做着“明星梦”，剩下的那一小半则在做着“女强人梦”……而那些至今仍在做着“居家太太梦”或“嫁个有钱人”的女孩（即让自己成为“幻想的补充”、成为男性欲望的对象-工具），她们以后所抱怨的，将不再仅仅只是那些色情片而已；更严峻的家庭危机，将是那些可以完全代替她们本身的“色情片伴侣”、“美女娃娃”们……

　　因此，具有高频率的“真实性爱”，并不影响男人们对色情片的“忠诚度”；并且，结构性地来讲，情况正是相反：“真实性爱”在结构上更为强化了色情片所提供的幻想。那是因为，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性爱”，使色情片里的“完美女人”成为了一个永远缺失的对象，就如同那两千年来的历史现实，使耶路撒冷成为了犹太人的一个永远缺失的幻想性“家园”一样（“圣城”）。一个从未有过性生活的男人，《花花公子》或色情片对于他来说，往往便是激发那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性伴侣的欲望；而对于已具有高频率性生活的男人而言，色情制品中的“完美女人”，则成为了一个根本性的幻想：其根本性便在于，它永远无法在日常生活中被“实现”。

　　受同样的意识形态逻辑之隐秘操作、但与色情制品完全相反的状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样也能看到。譬如，许许多多男人都曾有过这样的梦，即成为一个妇科医生，甚至我身边真有一个朋友，正是为“这个梦”而在考大学时选择读医科。然而，一旦这个“梦”（欲望）真的被实现后，这些其他男人私下都羡慕不已的“圆梦者”，恰恰往往最为失落、最有“苦”说不出。这份痛苦，和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天天发脾气的妻子一样，正是来自于其根本的幻想被破坏！同那些色情制品痴迷者相反，妇科医生往往是对女人最提不起“性趣”的一群人；个中“症结”便是：在和那“decaf”的“纯美女人”相反的方向上，他们同具有女人实质的女人太近了……

　　于是，十足反讽性地，对这种幻想结构的一个激进的破坏，恰恰正是它被“实现”的那个时刻，即某人“成为了”妇科医生、或真正近距离地“遭遇到了”《花花公子》或色情片中的那个“完美女人”：在那一时刻，幻想中的“完美女人”骤然仅仅变成为日常生活中一个女人的“身体”而已（就如同女孩子买回那件“梦寐以求”的衣服的那一刻，那件衣服便立时丧失了它原本所提供的那块幻想性空间，而成为一件“普通”衣服）。正因此，在今天，当一个女孩子终于等到自己芳心所属的那个男子向她示爱时，她最“聪明”的回应，恰恰不是接受他的追求，而是对之拒绝：惟有通过这一决绝的、“自杀性”的拒绝，她才能成为那个男子心中永远的“爱”，即始终成为一个康德（Immanuel Kant）意义上的崇高的对象，而不致最终沦为一个欲望的对象-工具……同样地，正是类似的幻想结构，反讽性地“支撑”着晚近几十年来中东的主要危机（即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冲突）之不断延续乃至持续升级：问题的吊诡恰恰便是，当犹太人真的“如愿以偿”地、不再有血腥冲突和“争议”地完全占有耶路撒冷的那一时刻，反而正是“耶路撒冷”开始丧失其长年以来作为犹太教的幻想性支持的时刻，耶路撒冷仅仅变成为地球上的一块土地而已（多少年来将犹太人联结起来的那句“明年，耶路撒冷！”，反而将不复其原先的符号性功能）……
　　在我看来，这才是我们的上古谚语——“好景不长”所包含的真正的惊骇性秘密：不是“好景”总是在时间上无法“长”，而是一旦成为了“好景”，在结构上它本身便已然不再“好”（那还怎么“长”得了）！

普遍人权的核心：“我们都是色情片主角”

　　我们可以借助黑格尔（G. W. F. Hegel）这对概念——“实质”（substance）与“主体”（subject）——来对“色情制造业”的结构性秘密作更进一步的哲学性分析。黑氏的著名论断是，我们应不仅将“绝对”（the Absolute）构思为一个实质，并且将它构思为一个主体。就在这里，我们遭遇到了这样一个颠覆性的哲学命题：主体恰恰不具有实质。换言之，现代的主体性，本身的核心便是一个缺失实质的空无。

　　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哲学的层面上，恰恰都是那色情片的主角——“decaf”女人：“我”，根本上即是符合自己幻想的“我”，而那“自己的幻想”根本性地总是主体间性的，即总是社会性分享的幻想。我所认同的关于自己的种种身份，都是我（们）所接受的“好东西”：譬如，再好色的男人，都不会想到去认同自己为“色鬼”，这类词永远是给“别人”的……正因此，“自我辩护”总是每个人的“第一”反应（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的、“本能”的反应，而是由幻想所带来的社会-符号性“反应”），而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批评”总是十分难得，因为它本身即意味着直面幻想被刺破后的创痛。

　　当我们把自己在社会现实中的诸种身份——即自我介绍中的“我是X”里的那个“X”，如“中国人”、“上海人”、“男人”、“博士”、“教授”、“某人的儿子/父亲/老公”，等等等——一一剥除掉，最后所剩下的“我”（即“我”的“实质”）便是：一个没有实质的空无。这个空无，或许，恰恰正是现代人权的真正的隐秘的构成性基础：我们每个人可能高矮胖瘦、肤色面貌、语言宗教、性格喜好、性别年龄、社会地位、能力天赋等等等等都不同，但我们最终均具有同样一个“核心”，而正是这个相同的“核心”使我们正当地拥有平等的普遍“人权”。现在，我们通过对“色情制造业”的哲学考察，遭遇到了关于这个相同“核心”的惊骇性秘密：我们每个人都是“decaf”的，最后的核心都是纯粹的空无（于是“相同”、进而“平等”）。“人权”的根本实质，便是那“没有‘Ｘ’的‘Ｘ’”，其核心不是实质性的“人性”，而是根本没有这个实质（即空无）。然而于此处，我们有必要将分析再推进一步：恰恰也正因如此，人权才能从启蒙时代的欧洲白人阶层，通过几个世纪的社会-政治性的实践和斗争，慢慢变成为今天的普遍的人权；也正因如此，我们可以期待某天能有“动物权”（因为“人性”并非权利的核心），来对抗今天社会现实中大肆泛滥的诸如“虐猫”等残忍行径……

　　根本性地，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我们今天的意识形态秩序中，从最淫秘隐晦的“色情制品”、到最公共宏大的“普遍人权”，根本上分享着同样的结构性秘密（即“Ｘ without Ｘ”）。于是，我们可以这样反转性地来理解“色情制造业”的秘密：人权有多么受欢迎，色情片就有多么受欢迎……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甚至在一些最严苛的伊斯兰国家，色情片都禁止不了（就如同那里的统治者同样无法全然取消来自西方世界的“人权”一样）……

　　今天那绝非少量的人权的积极捍卫者且同时又是色情片的积极抵制者，在这意义上，便绝不仅仅是在对抗色情片，而是在自反性地对抗着整个现代性背后这一整套根本性的意识形态隐秘操作！也许，正是这种自反性，使我们看到了在不放弃现代性之积极遗产基础上的真正的对现代性的激进超越之路标。

“Ask for more!”

　　回到“色情制造业”以及“decaf”系列产品的商品-市场层面上，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今天这样的“Ｘ without Ｘ”的“decaf”产品之泛滥，以不露痕迹的隐秘方式，究竟给我们所处身的这个现实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顺着这个追问展开思索，我们将不难看到：它根本上正好是颠倒了孟子的那条著名古训——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这些去除了其根本性实质的“decaf”产品，正似乎使人“得兼”了所有欲望中的“好东西”（鱼/熊掌……），而不承受它们本身所包含的种种会破坏那支撑欲望的幻想的东西。

　　我们看到，代之以韦伯（Max Weber）所分析的早期在新教伦理影响下的“入世禁欲”的资本主义精神，在今天的全球化市场社会——或用杰姆逊（Fredric Jameson）的经典术语，“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主导的意识形态逻辑实质上便是：彻底的享乐主义，即尽情地追逐欲望。在原来的商品-市场秩序中，起主导作用的实质上是亚里斯多德主义的“适度”逻辑。君不见那些生活指导类书籍、健康手册在一遍又一遍“科学地”告诉我们：喝咖啡，但不要太过度，以免影响睡眠作息生物钟；饱口福，但也不要吃太多，以防过度摄入脂肪；做爱，但也不要频度过高，更不要整晚不停（有间歇地入睡前一点点性爱可以调剂睡眠、有助健康），等等等。

　　但今天的享乐主义所遵循的逻辑是：咖啡想喝多少就尽情喝多少，因为它已经是“decaf”的咖啡！冰淇淋、奶酪、巧克力尽情地吃，因为它已经99%乃至100%无脂肪！甚至，一个人可以整夜在网络视频聊天室对着电脑屏幕进行“虚拟性爱”，同时在家庭生活中却不用受这种额外的过度性爱所累：他仍可以毫无愧疚地对妻子声言，自己从未“出轨”或有“外遇”，是个绝对忠实的丈夫（这，或许才是“安全性爱”所隐藏的底层含义）……

　　对比起来，我那位咖啡从早喝到晚的“咖啡鬼”室友，实已算是当代享乐主义的一个比较“温和”的例子；比之过度的例子，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都遭遇了太多太多。今天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逻辑，正是竭力使每一个人（“用户”）无止境地进行消费；那百事可乐的广告语，不正是将这一隐藏的彻底享乐主义之逻辑表达得直白通透至极——“Ask for more!”（要求更多；该广告语的官方中文表述甚至更为赤裸裸，“渴望无限！”）而那“想要多少就尽情多少”的“decaf”系列产品的泛滥，便正是这一意识形态操作的主要产物。

　　当代美国最受欢迎的喜剧演员宋飞（Jerry Seinfeld）在其舞台表演以及情景戏剧《宋飞正传》中，有一段著名的追问：什么样的科学家，会投身于研究“无籽西瓜”？当别的科学家们投身于研究癌细胞、爱滋病；竟有这样一些科学家，尽管很清楚每日有许多人死于各种无法治疗的绝症，他们仍决定将自己贡献给攻克“无籽西瓜”；成千上万的人们在死去，而对于他们，只有一件事必须要阻止，那就是——“呸”（吐西瓜籽）……通过前面的分析，现在关于这种“变态”科学家之状况的关键已十分显明：在今天，恰恰就是这个小小的由西瓜之实质所带来的令人不“爽”的“呸”，必须被剥除！这一犹如色情片里那没有女人实质之“纯美女人”的“decaf”西瓜（以及类似产品）之开发，恰恰承载着今日市场逻辑的所有秘密，换言之，即指明了合法暴发横财的超级捷径：平时只吃一个西瓜的人，这种西瓜可能就会吃上好几个，更遑论今日那“饥渴”难填的“咖啡鬼”、“巧克力鬼”、“冰淇淋鬼”……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隐秘性但根本性地，那“长流不息”的色情工业、人潮涌涌的“色情片鬼”，实际便是今日市场逻辑之下的真正的典范性产业，无数可以登“大雅之堂”之产品，均正在极力攻克“科学”难关，使自身蜕变成为“少儿也宜”的“色情制品”。

今天，你“革命”了吗？

　　我们现在将分析的视野从经济领域转入政治领域：今天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一——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左翼理论家”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难道不恰恰正是一个“decaf”产品，一种“revolution without revolution”（没有革命的革命）？我们看到，近十年来欧洲的布莱尔、施罗德们所采取的“全新”的社会民主主义，在接受市场全球化统治之同时，仍声称保持这样或那样一些“左翼”社会政策……这种“打左灯、向右转”的“第三条道路”政治方案，一方面继续挂着“左翼”的旗帜，仍搭乘着“革命”的免费班车；另一方面则已然剥除了“左翼”之实质，而完完全全沦为放弃革命性创造的、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这样的“没有革命的革命”，实则正是在全面接受主流的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再多加一点点这样东西或那样东西、拌上些带有“革命”符号的佐料，形成某种妥协后的合成品——“革命”但“无伤大雅”的“第三条道路”。

　　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齐泽克（Slavoj Žižek）曾在一个讲座里谈到他的一个个人经历，在这里恰恰很有分析的价值：在成为一个享誉国际的哲学家后，一份以分析现代/后现代艺术为主的学术杂志《October》（十月）找到他，希望他能为该杂志写一些文章。齐氏很好奇地问对方，杂志的刊名是指哪个十月？那位编辑几乎以半机密的神情向他耳语道：当然是那个十月，1917年！在这里我们看到，正是通过这样的以某种“革命”符号作为自我标志的方式，那份杂志一方面可以通篇充斥着那些以复杂术语来谈论后现代艺术的琐碎文章，另一方面，则隐秘地似乎仍同“革命”这列班车保持着某种关联……

　　作为这种意识形态操作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在今天的政治话语中，“革命”符号广为泛滥（想要多少“革命”都可以，“书斋里的革命”口号随便叫，因为它已经是“decaf”革命，即“去革命”的革命，或者说，在不越出当下意识形态坐标的“安全”的革命）；但同时全然剥除了真正的激进革命——即“revolution with revolution”（带着革命的革命）——的向度。

　　在同样发表于《东方早报》的《作为“幻想”的批判性，或知识分子的团结》一文中，我分析了当代中国“批判性知识分子”的一种根本性的困境性状况，那就是——“critique without critique”（没有批判的批判）。问题的症结即在于：“批判”本身，成为了许多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性幻想；换言之，批判的边界，就是以不破坏这一幻想本身为限度。于是，许许多多当代知识分子的批判，实质上乃是在意识形态坐标之内的“decaf”批判，即“安全”的批判、没有批判之实质的批判。正因此，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们似乎听到很多“批判的声音”，但众声喧哗、流光浮影之下，真正地对我们时代具有穿透力的批判声音，仍实寥寥无几。比如，许多批判市场逻辑的知识分子，实际上自己却在乐此不疲地炒股票；饭桌上一开口，喷出的便是一副小资派头，酒过三巡哪分得出哪个是企业老板哪个是“批判性知识分子”；我前一阵在国内，某日打开电视一不小心便发现：某倚借批判“市场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姿态”博得盛名、但近来“声音”顿然消匿的知识分子，原来便是正在播放着的某POP剧集的主要编剧班底，看来此君近两年进军影视界、投身“市场意识形态”中博取功名去了……

　　这种被剥去批判之实质的“decaf”批判的隐秘逻辑便是：让我们尽量地谈论批判、尽情地高呼“第X次思想解放”、“激活革命性的制度创新”……，以确保真正的激进批判、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激进变革绝不会出现。那些批判市场逻辑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正是“无声地”依靠和指望着市场逻辑的长期延续，内心殷切期待着在学术市场上的名校教席、高薪跳槽、终身教职，更不要说那些在外面兼职“玩票”的衮衮诸公……因此，那许多自我冠名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其“批判性”所指向的正是一个空白的姿态，这个姿态之实际的内容就是：没有人去实践任何激进的批判。齐泽克尝言，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以“普遍化的变态”——“变态狂”在精神分析意义上即是缺乏质问、对意识形态顶礼膜拜、甘愿成为其工具的一群人——为特征的意识形态环境下，“压制”这个词在今天本身已快失去其用途。如果他这句论述略有夸张之嫌的话，那么在“decaf”批判盛行的当代中国思想界，看来它却在很大程度上相当契合。面对这种困境性状况，我在前述文章中提出，惟有以穿透幻想的“critique with critique”（带着批判的批判；或者说，完完全全地批判，而并非只想要“批判”所带来的“好东西”），来进行自我反思性的激进批判实践，即对自己批判之前提展开批判、对自己批判之“无形边界”进行激进的越界。

二十一世纪的“百事可乐”超级大国

　　让我们再将分析的视野拓展到国际政治层面：作为一个显著的现象，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美国在战争中越来越高频度地采取高空精确轰炸，以追求战争中己方的零伤亡。这种己方没有伤亡的战争，不恰恰正是一种“decaf”战争？

　　我们需要继续追问的是：这种己方零伤亡的“decaf”战争模式的出现，究竟对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秩序意味着什么？前面所分析的今天的享乐主义逻辑，已经为我们给出了那震惊性的答案，那便是：想要多少战争就尽情发动多少战争！同“幻想中的完美战争”相一致，这种“decaf”战争可以获得所有发动战争的“好处”（如取得各种经济的、军事的、地域政治的利益与优势），却不用承担发动战争之最根本的实质性困扰（已方的大量伤亡）……我们看到，晚近这些年来，美国一次次地发动战争，绕开联合国不算，甚至无视欧洲诸国的反对。美国现在所隐秘遵循的，难道不正是“Ask for more!”的百事可乐逻辑？

　　另一方面，我们同时也读到了各种各样针对这种国际新秩序的知识分子话语——从以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为首的知识分子对战争的联名谴责，到一批又一批国际政治“专家们”对小布什政府的种种分析……然而根本性的问题却在于：那诸种知识分子话语所共同缺失的，恰恰正是在前面分析中所揭示的这样一个今天意识形态的根本性的隐秘操作：在今日种种风云变幻的国际纷纭——尤其是军事武力甚嚣尘上——的背后，己方无伤亡的“decaf”战争之模式，不正是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以晚近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为例。在“破裂的大西洋联盟”背后，究竟是什么因素在隐秘地起着主导性作用？今天美国与欧洲的冲突性关系之实质乃是，并非欧洲“背叛了”美国，而是美国不再需要依赖于其与欧洲的同盟伙伴关系：在形式上华盛顿仍会争取、拉拢昔日的盟友，但那些盟友的赞同与支持实质上已不再是必须，而只是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美国近年来对欧洲的外交所传达的实质信息便是：“不管你站不站在我这边，我都会动手”。

　　晚近美国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其军事目标虽然是萨达姆政权，但它真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目标，却是囊括了所有战争内外的人，即通过伊拉克战争向所有人们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在新的后“9·11”全球秩序中，美国成为了一个可以独立于其余世界之外、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单独的超级大国；它可以单方面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preemptive strikes），而不必依赖其余世界任何方面的支持和同意。而这种“先发制人的攻击”之隐秘逻辑，实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莫须有”：先以某理由发动战争，事后再寻找支持该理由的证据；甚至事后根本找不到证据也没有实质关碍，因为不管事后怎样，其本身目的已达——萨达姆政权已被根除。如果不计历史与当代中的“正/邪”这些情境化的价值判断，秦桧当年不正是以同样的手段（即“莫-须-有”）来除去岳飞的？由于始终在伊拉克找不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战后表面上似乎美国遭到质问一片；其高潮便是，在2004年美国总统竞选中，克里就主要用它来攻击布什，指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根本便是“大规模欺骗性武器”（weapon of mass deception），然而反讽的是，克里本人却最终仍败在这种“大规模欺骗性武器”之下，以竞选失败而告终。当下很多人指责美国，实质上不正和后人骂秦桧一样：无论怎么骂，岳飞已死于其手，历史已被改变（无论怎么指责，萨达姆已被除去，当下现状已被改变）……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齐泽克在其论伊拉克战争的新著中，断言美国在战前非但不是如他们在强调发起战争之理由时所声称的那样，确定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根本就是确定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敢于对伊拉克发动地面攻击，就是最根本的证据。倘若他们对此哪怕尚有一丝疑虑：萨达姆真的会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以此还击；那么，这将导致数以千计的美军伤亡，他们决然承担不起这样的风险，而是会简单直接地改为全面采取高空轰炸。因此，地面袭击正是最有力的证据，标示了美国确切地知道，那里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于是，这批至今仍保持神秘、掘地三尺仍不肯现身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本身很可能自始至终、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编造、一个纯粹的“莫须有”，或者用克里竞选班底的精彩修辞，一个“大规模欺骗性武器”。在这场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的迅速胜利，自身就是一个反对其发动战争之理由的终极证据，即伊拉克并不具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换言之，绝不构成美国战前所宣称的“巨大威胁”。而反过来看，这种己方无伤亡的“decaf”战争模式，使得现在许多国家——尤其是被美国列入“邪恶轴心”、“流氓国家”的政权——反过来更为积极地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北朝鲜如今拼命埋头研造核武器。对于他们来说，萨达姆的垮台，无疑正是因为这位“半世”枭雄并没有握有真正能够造成对方大量伤亡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此，尽快拥有核武器，已变成为他们在未来世界秩序中得以“存活”下来的唯一保障：使那个“百事可乐”超级大国若真要对其下手，不得不冒上己方可能遭受那瞬间夺去几百万生命之核打击的巨大风险。　我们现在已看到：正是这种己方无伤亡的“decaf”战争，隐秘地但根本性地支配着今天那全新格局中的诸种国际风云。当那些国际政治“专家们”纷纷拿“文明冲突”、“帝国”或“世界警察”论等各种既有的（右翼或左翼的）理论模型去拙劣地硬套后“9·11”的全球格局、喋喋不休地彼此复制那几套空洞言论，我们何不在喝下一口咖啡的同时，自己来展开一段批判性的思想实践。这样的日常生活中的思想实践，永远没有终点。由衷期待我的这篇作为《这个谜语太黄色》之续篇的文章，仅仅成为那即将涌现的更多更多续篇的一个小小开幕。（作者系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学者）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星期二（原载《东方早报》2006年4月6日、7日）

这个谜语太黄色

我们生活在一个后“9·11”时代，它以“恐怖主义”、“自杀式袭击”为关键词。全世界的学人，都在为这个时代连续不断的暴力和不安，寻找各种各样“合理的”理由。而被恐怖气氛围绕的人们，也正要求着知识界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似乎我们每天的生活，同国际上的这些大事情没有任何结构上的关系，或者说，对这些大事进行分析，必须得具备所谓的专业知识，因此非那些学者不可。

　　真是这样的么？国际政治的“大事”与日常生活的“小事”，真没有任何内在联系，不存在任何相似的逻辑结构？就让我和读者诸君一起来做一个思维的探索，看看日常小事与国际大事的背后，有没有隐藏着一些共同的秘密……

　　《猜谜》：一则小故事

　　我刚刚在父亲的“博客”上读到他的一篇网络日记《猜谜》：

　　下班回家的公交车上，邻位坐了一对母女……小女孩忽然对妈妈说：“妈妈，囡囡给你猜一个谜语好吗”“好呵，囡囡讲。”“上边毛，下边毛，晚上睡觉毛对(毛……”毛字还没出口，女孩的嘴就被妈妈捂住，并厉声问道：“是谁教你这个坏谜语的？”小女孩先是一愣，继而就哭了起来……一旁的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课本上曾有过这么几个谜语的。我喜欢小孩，看不得那张受委屈的小脸哭得通红，马上就说：“不哭，老伯伯猜出来了，‘上边毛，下边毛，晚上睡觉毛对毛’，谜底是‘眼睛’，对吗？”“是呵，是呵。”小女孩一下不哭了，望着我说：“是的，是的，幼儿园老师教的嘛。”“轰”的一声，周围的乘客全都笑了。我看那位妈妈的脸：哇，一下都红到耳根了！

　　创痛：“黄色”母亲和阐释学学者

　　当我读完这则颇具有笑料的故事后，即刻生出来的感慨是：这个小故事，不正是阐释学大哲伽达默尔关于“视域”（horizon）之论述的最好注解？

　　在面对同一个文本（谜语）时，这位母亲难道不正是从她的“视域”出发，即刻做出了那根本不在其女儿“视域”之内的“黄色”阐释？这样的“视域”，根据伽达默尔的解释，是由每个阐释者的生活世界内的“前理解”、或者说传统习俗建构而成的。

　　而在精神分析里，这样一种被符号性地建构起来的“视域”，则被称作为“幻想之屏”（fanta-sy-screen）。对于那个女儿来说，母亲此时正是个完全的“他者”———(MOther；在女儿通过其幻想之屏所看到、所理解的那个“现实世界”中，是没有她母亲所拼命“捂住”的这样一件“坏东西”的。换言之，这个需要极力遮盖起来的“X”，一开始就并不存在！而母亲这个“捂住”的行动，恰恰使它在女儿的现实里开始（符号性地）存在。

　　对于这位母亲来说，最创痛性的一刻，无疑是不同幻想彼此碰撞（clashoffantasies）的那一刻。对于这样的一种碰撞时刻，伽达默尔对应的概念———“视域交融”，显得颇为无力。对于伽氏来说，一个对话在其达至成功的一刻，便融解自身于这样一个视域的交融之中。然而，在那“交融”的一刻中所涌现出来的创痛（trauma），在伽氏的理论公式里，却丝毫反映不出来的。

　　这个关键性缺失就使得，中国的阐释学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们所长久以来殷切期待的中西文化“视域交融”的那幅图景，始终不是历史现实中人们所遭遇到的那回事，无论两者的“对话”已变得如何“文明”、如何发达通畅。

　　高深论文、大部头著作确实是被一部部地制造出来了，但这只会使人们越来越感到：学问真是虚妄，是你们那群夫子自道、自我满足的意淫产物。这里的核心症结便在于，“视域交融”，本身便是一个幻想，是那些学者们自己所想像出的“现实世界”里的一幅幻想性图景。而他们以及他们的著作最终被读者抛弃，恐怕则是他们并不会在其著作中表述出来的自己的创痛性体验。

　　“谜底”：过度信息里的惊骇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发现：日常生活中的谜语，实际上是致使那在无意识层面上运作的幻想，得以显露出来的一个符号性机制。我们不妨来对谜语作一个细致的考察：谜语的谜面本身，作为一个文本，或者说一个符号性-语言性的造物，在阐释学上不可避免同其他形式的文本一样，总是会造成多义的阐释。换言之，对于一个谜面来说，永远不会只存在一个最完美的、在任何时间与语境下都十足贴切的独一无二之谜底。

　　故事里这位母亲根据她自己给出的“谜底”，立即断定这个谜语（文本）是个十足黄色的“坏谜语”、一个“荤”谜语。这里，我们看到，正是主体性的幻想，在这对母女那一瞬间的符号性交换过程（女儿甚至连谜面也没完全说完便被制止）中，进行着根本性和关键性的操作。不同幻想彼此碰撞的那创痛性一刻，便是幻想从无意识层面显露出来、进入到意识层面的时刻；而它的创痛性，总是来自于“谜底”所过度地（excessively）显现出的那段惊骇性信息。

　　这难道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次又一次所遭遇的状况吗？当一个年轻妻子对刚回到家的丈夫大叫：“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做的坏事，我们离婚！”丈夫当即脸色惨白：“这刚开始只是因为公司宴会上我酒喝多了，我实在不是想好要出轨的，我马上跟她一刀两断……”而原本往往只是这样的情况：丈夫不小心打碎老婆作为陪嫁带来的名贵厨具，这一天正好她因发现了丈夫偷偷买回来的同样厨具的发票存根而大大的不满；或是，妻子在逛街中看到了丈夫买给她的情人节礼物的真实价格而肚子一窝火……而这个丈夫和那位母亲无疑一样，对出“谜面”者———他的妻子，给出了另一个于他而言对扣的“谜底”。随着这“谜底”一起而来的，则是它所承载的那溢出性的惊骇信息以及创痛性的遭遇。

　　政治：从“文字狱”到“9·11”

　　现在，我们就来把这个日常生活中的反思，往政治学领域上扩展。我们都知道“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故事。正是这样的文本（“谜面”），是清政府大兴文字狱、迫害知识分子的依据。在这里，清政府不正是那位母亲、那个丈夫？即以其自己的幻想之屏中所深深恐惧的“X”，来套入“谜面”。

　　作为一个建立在武力征服之上的专制政权，清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不同于那个丈夫，而是与那位母亲如出一辙：立即“捂住”民众之嘴。然而，残酷的压制，却总是和它本来目标恰恰相反地，使其所恐惧的“X”直接显露了出来；正如同那位母亲的“捂住”行动，恰恰使她所要“捂住”的那个“X”，进入到了女儿的意识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防民之口”，总是“甚于防川”。那是因为，“防民之口”这个行动本身，恰恰是一个加速自我毁灭的行动。道理很简单，自此以后，“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历史中一次次看到，压制最残酷的年月，往往也标示着一个统治的末年。

　　在今天的国际政治领域，难道我们不正是在见证着同样的一套机制———“谜语”这个将幻想显露出来的符号性机制———在运作？在这个后“9·11”时代，对于世界范围内接连不绝的恐怖袭击，学者专家们不断地给出各种“使”人信服的“合理的”解释，比如，“恐怖主义分子”的“信徒”之所以愿意将自己炸死，是因为“有几百个处女正在天堂等待他”……

　　这难道不正是那位母亲的黄色“谜底”的国际政治版本？面对“谜语”———为什么“恐怖主义者”愿意以自杀来进行袭击，人们“信服地”接受了这样一个“合理的”谜底———因为可以和无数“处女”上床。这难道不正是显露出，今天外在于那个“野蛮的伊斯兰世界”的“文明世界”中的人们的一个最根本的幻想结构？在这个幻想性图景中，文明世界所拼命“捂住”的、在公共话语中被遮盖的“X”———“几百个处女”的“天堂”，便赤裸裸地显现了出来。

　　这样的幻想性“谜底”，恰恰是在一方面，将其所惧怕的那个“恐怖他者”（伊斯兰），弄得十足的怪诞不经；另一方面，又在努力地把“他者”弄得“像我们”一样，“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抽象性地假设有一个非“文明世界”的人读到了这一“谜底”，不难想像他/她的反应：“原来，‘文明世界’里的人竟是那么的淫荡”，就如同故事里车上那些笑出声的乘客们———“原来，那位漂亮妈妈竟那么黄色”。

　　结语：日常生活与国际政治

　　这样一个日常生活的思想实践，并没有尽头、或者说反思的终点，到达这一点就可以停止反思了。但作为一篇文章，它必须要止笔于此了。

　　通过上述这个篇幅不长的反思性实践，我所要展现的，是这样一个澄清：日常现实，永远是一个意识形态大染缸；在最微观的日常生活层面和最宏观的国际政治层面，意识形态的操作却往往恰恰出于同一个内在结构和模式。与其倚靠那些学者来告诉我们“这是为什么”，我们不如自己在那日常现实中展开自己的思想实践，来向公共领域贡献出自己的批判性思考。

两年的分分离离。

只怪我放不下自己的尊严，

不能像很多女子那样，委身于你。

我不能离开这里，

可是我又无时不刻地思念你。

有人怀疑你是否爱我，原因是为什么不结婚？那么告诉我为什么要结婚？

也许有人觉得我虚伪，硬要撑架子。

可是怎么办呢？

我亲爱的蛙郎先生。

出处 http://www.beiwang.com/a/Article.asp?ArtID=885

在当代经济学的理论殿堂中，鲁宾斯坦（Ariel Rubinstein）是一位国际著名的博弈论经济学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位被人们一般认为活跃在当代博弈论理论领域中的“四君子” 之一的鲁宾斯坦，在国际经济学界可谓是一颗耀眼的明星。尤其是其鲁宾斯坦在1982年和1985年的两篇文章中所提出的讨价还价模型，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为是对纳什（John Nash）讨价还价理论的重大发展，以至于在国际上有“鲁宾斯坦讨价还价”这一经济学界的业内行话。
 鲁宾斯坦教授于1951年生于耶路撒冷，1972年获以色列希伯莱大学的数学－经济学－统计学学士，于1975年和1976年先后获该校的经济学硕士学位和数学硕士学位，并接着在1979年获该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获博士学位后，鲁宾斯坦开始了其学术生涯，并于1981年升任为希伯莱大学经济系的高级讲师，1984年升为经济学副教授，1990年被聘任为该系经济学教授。1990年以来，鲁宾斯坦转聘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经济系教授，并自1991年起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级讲师（Lecturer in Rank of Professor）。2002年，鲁宾斯坦被牛津大学Nuffield学院聘为荣誉研究员。除了上述教职和兼职外，1982年，鲁宾斯坦被选为国际计量经济学学会的资深会员，并于1984年被该学会选举为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最近，他又被国际计量经济学学会选举为下届学会主席。除此之外，鲁宾斯坦教授还是美国艺术和科学院的外国荣誉院士，并于1995年成为美国经济学会的外国荣誉会员。由于他在博弈论经济学领域中的巨大贡献，鲁宾斯坦教授曾任《计量经济学》、《经济理论杂志》（JET）、《经济研究评论》（RES）、《博弈与经济行为》等9家国际顶尖英文学术杂志的副编辑和编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鲁宾斯坦教授还曾在世界各国的许多著名大学做过访问教授，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哈佛、芝加哥、普林斯顿、牛津、剑桥、伦敦经济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纽约大学等这些国际上著名的经济学学术重镇等。
 鲁宾斯坦教授的主要学术著作有：《讨价还价与市场》（1990，与M. Osborne合著）、《博弈论教程》（1994，与M. Osborne合著）、《模型有限理性》（1998），以及《经济学与语言》（2000）。除上述著作之外，鲁宾斯坦还有70余篇学术论文发表于一些国际顶尖和著名学术刊物上。2000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与语言》，是根据1996年鲁宾斯坦在剑桥邱吉尔学院所作的“邱吉尔讲座”系列讲演的讲稿而成的。这本只有百余页的小册子，虽然篇幅不大，但却探及到博弈论、一般经济理论、语言学以及认知科学的许多深层问题。要理解这部学术专著的理论意义，看来还得从自20世纪初在国际上的哲学和许多社会科学中所发生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谈起。

1 经济学的语言转向？

 在当代哲学和许多社会科学中，自20世纪初以来较普遍地发生了一个“语言转向”。这一语言转向首先发生在哲学中，继而国际学术界和思想界对语言的关注从哲学广泛地推进到伦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和文艺理论等其它社会科学中。最早开启这一当代语言转向的，应该说是19至20世纪之交的奥地利哲学家弗雷格（Gottlob Freg），而主要推动或者说引致这一转向的哲学家，则主要是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以及牛津日常哲学学派的领袖人物奥斯汀（John R. Austin）等。
 萌发于19世纪下半叶而到20世纪中才基本完成的这一当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语言转向，与人们对世界认识的深度及其进展有关。从哲学史的沿革来看，哲学家们首先思考这个世界是什么；接着他们反思人自己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最后他们转向注意起对表达人们对世界认识的媒介和工具来。于是乎，哲学史就经历了一个从对本体论的形而上把握，到认识论的思考，再到语言哲学的反思这样一个自然发展过程。
 在当代哲学中发生的这一语言转向，也与伴随着近现代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生的人们在各学科、各领域中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不断向深层推进的进程密切相关。随着各学科的思想家对自己研究领域的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入，人们开始感觉到语言的束缚以及对所用语言的困惑，因而不约而同地从各个学科和各领域的不同研究视角同时探及到了语言问题。譬如，赫德尔（Johann G. Herder）和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对语言的关注和是与他们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兴趣有关。弗雷格则是在对逻辑和数学的研究中开始注意并思考语言问题的。维特根斯坦从对世界的本体论的逻辑思考转向了对日常语言的反思，而对日常语言哲学思考又经由赖尔（Gilbert Ryle）、奥斯汀和塞尔（John Searle）等当代语言哲学家的推进而成了当代哲学中最蓬勃兴盛的一维“研究向量”。在欧洲大陆方面，哲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rl）、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是从各自的哲学思考视角不约而同地把对语言的反思回归到了哲学的本体论诠释。从其它社会科学来看，20世纪以来，不同学科的思想家在哲学真语言转向潮流的影响下也分别从不同的研究视角转向反思自己研究领域和话语体系中的语言问题。譬如，从其元伦理学（meta-ethics）思考视角，斯蒂文森（Charles L. Stevensen）和黑尔（Richard M. Hare）等当代主流伦理学家把道德伦理问题最终均归结为了语言问题。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和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则是从人们交往中对符号的运用这一研究视角把语言问题内含在他们的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分析之中的。剑桥大学以马内利学院前院长、新（左）派神学家卡皮特（Don Cupitt，1997）甚至把上帝存在问题也归结为一个语言问题。哲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界中一些思想大师对语言的反思，又与近代以来语言学诸领域中的一些重要发展密切关联，并相互促进，以至于在当代国际语言学界出现了像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萨丕尔（Edward Sapir）、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韩礼德（M. A. K. Halliday）等这些思想大师。
于是乎，如果说当代哲学和多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巨大思想发展和深入理论探索构成了一首宏大交响曲的话，那么，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学术各界对语言的反思就构成了这一交响曲的主旋律。然而，与之不相谐调一个明显的理论反差的是，自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凯恩斯（John M. Keynes）以降，以新古典主义为主流的当代经济学各学派一般还只注重数学分析工具的运用和计量模型的建构，并相对自我封闭地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一个风格凸显（理性最大化推理）和自成一体的理论世界。与当代哲学和其它多门社会科学以语言反思为主旋律的宏大理论交响曲不相谐和的是，直到如今，当代经济学家似乎还很少有人注重经济学分析中的语言问题。当然，我们已注意到，早在1907，一位叫William W. Carlile经济学家就在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就以“经济学的语言”为题发表过文章。在1965年，西方一位叫J. Marschak的学者也以“语言的经济学”为题在英文《行为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但后一篇文章明显是当代经济学帝国主义精神初兴时期经济学家研究领域外侵的一次“牛刀小试”，且并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多大注意。除此之外，1979年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1980，参中译本，页234）也曾意识到了经济学的研究终究要受到经济学语言的束缚，但他的这一深刻洞见也好像并没有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多少反应。在1993年，W. Henderson，T. Dudley-Evans，R. Backhouse曾编辑过一本《经济学与语言》的文集，另外也有部分西方学者思考和研究与“发展”（development）有关的语言问题。尽管如此，但从整体上来看，直到到20世纪结束时，沉迷在对人类经济行为进行数学建模迷梦中的绝大部分当代经济学家们好像至今还未反省到经济学理论问题也有一个自身的语言问题。
到了20世纪末，博弈论经济学大师鲁宾斯坦终于醒悟了，提出了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和博弈论经济学的语言问题。于是，在当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话语语境中，读过鲁宾斯坦的《经济学与语言》，我们自然会联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否从21世纪初开始，在以博弈论蓬勃发展为主要动力机制的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也将会发生一个语言转向？
如果说当代经济学真得要发生一个语言转向，其主要动因恐怕并不像鲁宾斯坦在这本《经济学与语言》的小册子中所昭显的那样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又一次“外侵”和“远征”，而毋宁说它将是经济学作为分析人类经济和社会行为及其后果的一门学问之本质的自然延伸以及其理论向深层推进的一个自然结果。笔者之所以这样说，是考虑到，不管是运用日常语言的阐释，还是运用复杂数学语言的建模，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和对象毕竟是人以及人们活动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既然经济学——尤其是经济学的制度分析——要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并解释人们经济行为的社会后果，一些更深层的问题是：人作为人的维度是什么？人与人交往和交流（包括市场交换和社会博弈）的工具和手段是怎样影响人们行动和交往结果的？也许迄今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制度经济学家）也还并没有认识到，这两个问题均与人类的语言紧密相关。人的交易与交换与人们的语言密切相关，这说来并不是什么新的见解。因为，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早就识出了这一点，并明确地指出，人的交易是需要语言的：“从来没有一个人看到一只狗与另一只狗进行公平的、有意识的骨头交易”（转引自Rubinstein，2000，p. 35）。依照亚当·斯密的这一洞见稍加一点推理，我们会进一步发现，人类——惟独人类——之所以有市场交换和交易行为，之所以在种种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中会产生一些习俗、惯例和制度，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人类有并使用语言。有了语言，人才有理性、道德和正义感，才有种种社会礼俗、文化传统、商业惯例和制度规则。种种社会规范（social norms），商业惯例（practice, conventions）以及种种法律和制度约束说到底只不过是个语言现象。即使是作为一种自发社会秩序的习俗（custom），也自然有语言的维度在其中：没有人们语言的交流，社会习俗会能生成？又能自我维系和自发扩展？事实上，语言是人成为人的基本和根本维度这一点，也曾为当代著名语言哲学家塞尔所意识到。塞尔曾指出，“语言实际上是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能把我们与其它动物区别开来的东西”（引自涂纪亮，1996，页221）。很显然，没有语言，人还不成其为人，也就没有人类社会，也就没有人类生活的种种规则。动物世界可以有基因型（genotype）或现象型（phenotype）行为中的常规性，如蚂蚁爬行成行，大雁飞行成队，燕子秋去春来，蜜蜂群居筑巢，这些均表示动物世界的某些“自然”秩序，由此我们我们也可以认为动物有动物的“社会”。但由于动物世界没有“语言” ，这些动物“社会”中的却没有习俗，没有约定俗成的惯例约束，没有道德和社会规范，更没有规章、法律与制度，因而，虽然在其它动物世界存在行为的常规性，并构成了动物本身的“社会”，但动物“社会”中却不存在任何制序（institutions），即“established order by which everything is regulated”。
由于语言构成了人成之为人的主要维度，不了解语言，不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市场机制运作中的作用，显然难能对人类“经济世界”的内在秩序及其变迁机理有一个到位的理解和把握。从这个研究视角来观察问题，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种种生活形式（Lebensformen——这里借用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其名著《哲学研究》中所使用的一个概念，以总括包括人类社会的种种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笔者这些年来所使用的中文的“制序”概念——对应于标准欧洲通语中宽泛含义的“institutions”——在笔者的实际使用意义上等同于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的生发、型构与变迁中的作用，以及反思描述并试图从各种理论视角复现人类经济社会中种种自然秩序的经济学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就成了经济思想界认识和洞悉人类生活世界（Lebenswelt ——这里借用哲学家胡塞尔的一个概念）研究进程的一种自然推进结果。从这一广阔背景的视角来评估和理解鲁宾斯坦的《经济学与语言》，我们就会发现，经济学的语言转向，应该说只是迟早的事。

2 语言的经济分析

 经济学家赶了上来，要参与处在人类思想探索前沿上的哲学家、语言学家和其它社会科学家们来一起思考与人类语言现象有关的种种问题（包括经济学和博弈论自身的语言问题），这无疑是理论经济学的进步。鲁宾斯坦的这一步迈得虽说还并不大，但却意义深远。
这里之所以说这一步还不大，是因为博弈论经济学家鲁宾斯坦并不是从反思经济学的语言问题来开始研究语言的，而是从对语言的经济分析这一研究视角来切入探讨经济学与语言的关系。换句话说，博弈论经济学家鲁宾斯坦的语言研究，仍然还只是当代经济学中的帝国主义精神膨胀的一个自然表现，或者说是主流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不断外侵这一思想习惯的一个自然延伸，是经济学家总是试图用最优化的解释套路“模型”一切社会现象这一思想程式自我编程的一个自然结果。
这里之所以说这不大的一步意义深远，则是考虑到当代主流经济学家们终于开始注意到经济学的语言问题了。加之，尽管经济学家关注语言问题要比当代哲学界和其它社会科学界的思想家们迟得多，但像鲁宾斯坦这样的博弈论思想大师一旦开始关注起语言问题（尽管从这本小册子的参考文献和鲁宾斯坦讨论问题的视角来看，他对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广阔领域中既存的汗牛充栋甚至浩如烟海似的文献阅读得并不多）来，就迳直指向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交叉处的一些最深层问题。譬如，在这部著作的一开始，鲁宾斯坦就提出了五个问题。熟悉当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基本精神和发展趋势的学界同仁会马上解读出，这五个问题与语言学与语言哲学交叉处的一些深层争论问题密切关联：有着不同语言人类为什么会有着共同的思维形式？词语为什么会有确定的意义？不同的语言为什么能互相转换和翻译？很显然，这些问题直接指向了与当代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和人的先天“语言官能”（language faculty）相关联的一些问题，并直接与乔姆斯基本人就维特根斯坦“人遵守规则的悖论” 而与当代语言哲学家们——如克里普克（Saul Kripke）和塞尔——所发生的并正在进行中的激烈争论密切相关。这样一来，也许鲁宾斯坦本人还并没有意识到（因为从这部著作所引的参考文献来判断，他好像并没有注意到有关这一争论方面的理论文献），但他提出这五个问题本身就直接使他作为一位理论经济学家处在与哲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认知生理学家沟通和对话的前沿位置上了。
与维特根斯坦从逻辑哲学的角度通过思维直观迳直走向哲学的语言反思相类似，作为一位博弈论经济学家，鲁宾斯坦也是出于自己理论理性的直观以及当代主流经济学最优化推理的思想习惯而迳直探及到（involved in）经济学与语言问题的。这一点，可以从鲁宾斯坦从他一开始对他为什么思考语言问题所作的自我表白中得以确知。在《经济学与语言》第0章一开始，鲁宾斯坦（Rubinstein，2000, p. 4）就说明，他之所以思考经济学与语言的关系，是想弄清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经济理论与语言问题相关？他的回答是：“经济理论是对人们相互作用中的常规性（regularity）进行解释的一种尝试，而人类相互作用中的最基本和非物理性的常规性就是自然语言。”由此鲁宾斯坦认为，“经济学试图将社会制序（social institutions）解释为从某些函数的最优化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常规性；这一点对语言也是适用的”。
上述认识，自然决定了鲁宾斯坦的理论探究思路，这就是从主流经济学和博弈论中最优化选择的常规套路和新近发展（演化博弈论）的一些理路来探究语言的性质、形成机制和演化过程。于是，这就有了鲁宾斯坦博弈论视角的语言经济学的分析和尝试。
经济学家研究语言现象，自然离不开语言学家所关注的一些显性的争议问题本身。熟悉当代语言学发展趋势和和理论进展的学界同仁会知道，在当代语言学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认知科学以及脑神经科学诸领域中，自近代以来——尤其是在当代——可谓是层层推进，不断发展，已取得了并正在取得许多重大理论成果。这些重大的理论进展，不仅极大地推进人类对世界、社会和自身认识的理解，而且也导致语言学中的子学科以及诸相互关联的其它学科已形成了一个决非亚于当代经济学诸学科领域的一个宏大的理论世界。面对已取得巨大理论进展的当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理论世界，当鲁宾斯坦这样的博弈论大师“侵入”到语言学领域而试图给语言一种经济分析和理论解释时，他是先选择了语义学（semantics）作为其切入点和突破口的。在“语言的经济学”部分第1章，作者就使用了“Choosing the Semantic Property of Language”（语言的语义性质之选择）这样一个语义十分含混且闪烁不定的题目。这样一个语义含混的题目，既昭显了作者作为一个思想家的睿智，也看得出作者作为一个博弈论理论家的策略思维。对这样一个“策略性”的语义含混的题目的意思，作者在这一章的分析中似乎做了解释，这就是，语言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解释自然语言的特征是怎样与某种‘理性’函数的最优化相一致的”（Rubinstein，2000, p. 9）。博弈论经济学家的这一研究视角和理论方略，自然会牵涉到如何理解语言（严格来说人们思维结构）的根本性质这样一个核心问题：语言的语义结构（不仅仅是语法）及其生成过程，是否受最优化选择法则所支配的？ 或者换个各问法：在人们语言和思维中一些看来好像蛮符合经济学最优化法则的安排是偶然和巧合的吗？从一个更深的语言哲学层面上来思考鲁宾斯坦这里所提出的问题，这实际上牵涉到当代哲学中的一项主要争论：当某人说出指称某一（个或类）外在对象或对象性的一个语词时，作为某种声符或字符的“语词”与外在对象或对象性是如何相符的？在回答这些问题时，瑞士语言（哲）学家索绪尔把之归结为语言符号任意性的约定俗成，而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则把之归结为人们的“语言游戏”。现在，经济学家鲁宾斯坦则从数理逻辑和博弈论的分析进路，把之归结为人的语言或思维结构中实际存在的某种线序（linear ordering） 最优二元关系，这就是他的第一章的结论一：“当且仅当一个二元关系是线序时，它可以让[语言的]使用者能够指出全集（the grand set）的任意子集中的任意元素。在标示每一个子集的每一个元素上，线序是最有效的二元关系”（Rubinstein，2000, p. 13）。
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语言结构——亦即人们的思维结构——中大量存有这种看似最优化的（“经济的”）二元线序关系？鲁宾斯坦猜测到，这抑或可能是因为在“世界的初始阶段上”存在一个语言的“工程师”或“计划者”（上帝？），他选择了（或设计并构造了）语言（和人类思维结构）中的二元关系以及语言的线序特征；抑或是自然的演化力量自发选择了就其所满足的功能而言为最优或者是说“最经济”的语言（思维）结构。鲁宾斯坦（Rubinstein，2000, pp. 22－23）接着指出，后一种演化论的看法在当代经济学中已很常见，且为哲学家所注意到。鲁宾斯坦举例到，当代一位大哲学家奎因（W. V. Quine, 1969, p. 126）就曾指出，“如果说人们所固有的素质差异具有基因特征的话，那么，为最成功归纳法所确定的这些差异是会通过自然选择而趋于主导地位的。”显然，在回答这个艰深的语言学问题上，博弈论经济学家鲁宾斯坦走向了演化论，即认为演化赋予语言以意义，并且演化过程生成了语言或人思维结构的线序优化特征。熟悉语言哲学发展脉络的学界同仁又会一眼就识出，鲁宾斯坦的这一洞识，与索绪尔词语符号任意性的约定俗成观，以及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决定了词语意义的词义生成观，在精神上应该说是一致的。
用演化论来理解语言和人的思维结构中的最优二元线序关系，在当今数学和社会科学的工具箱中，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自然就是最优的方法论工具了。而由生物学家史密斯（Maynard Smith）所引发的演化博弈论，又以“演化稳定策略”（ESS）为其核心概念。用作为一种精练或言强纳什均衡的演化稳定策的理论进路来模型词语的出现以及词语语义的约定俗成的生成过程，博弈论经济学家自然离不开ESS，自然又会将其分析理路和理论模型构建在演化博弈的一些基本假设之上，这就是：各种演化力量不仅仅依赖于标准博弈收益（payoff），而且取决于收益与“复杂策略成本”计算的均衡。正如鲁宾斯坦（Rubinstein，2000, pp. 25-28）在分析英文“Be careful（小心）”这一短语语义的“均衡”和其生成过程时所见，在说英语的社群中，当一个人发出“Be careful”这样的惊叫时，其他人为什么会理解为“存在某些危险”呢？鲁宾斯坦的数理推理表明，任何词语的特定含义均是是通过某种语言演化的最优化过程而形成的演化均衡而确定的。照他的说法，在“均衡”处，假如无人大叫“小心”，那么，也就没有人会浪费他的“脑力资源”来准备应付这样的大叫了。依照这一分析理论，博弈论经济学家假设，“演化会起作用，以使脑力资源浪费最小化，并消除对这一信息的惊恐反应”（Rubinstein，2000, p.28）。沿着这样的一条分析理论，博弈论经济学家发现，自然与社会的演化力量具有优化特征：原来“上帝”也是个理性最优化者！
从博弈论最优化理论把任一话语（utterance）被共同理解的方式均视作为一种同一语言社群内部说话者之间博弈均衡的结果，经济学家也就自然而然地要求助于语言哲学家格拉斯（Paul Grice，1989，p.26）的说话人之间的“合作原则”了：“在谈话时的一定阶段，要依照你所参与谈话交流中可接受的意旨和话头所要求的来参与交谈”。为了达致这一合作原则，格拉斯本人曾具体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1，在数量上要提供适量信息；2，在质量上要说真话；3，在关系要求上要提供与谈话目相关的信息；4，在表达方式上要清楚明了。
博弈论经济学家要从经济学最优化均衡的理论套路来模型词语的演化生成过程，格拉斯的“合作原则”显然是必要的。然而，我们略加思考，就会发现，人类语言及其语义的复杂程度，是目前已看似已相当发达（well-developed）的博弈论理论模型还远难企及的。因为，在任何语言中，人们交谈时所用的词语的语义都非常灵活，且有时会超出说出来的话的字面或话面意义，甚至意义完全相反。这里，不妨让我们仿照格拉斯和鲁宾斯坦在这本小册子所举的例子假想以下两段对话：
例1：阿婷：“阿磊好像还没有一个女朋友吧？”
阿军：“阿磊最近常常去杭州。”
在这个谈话中，阿婷显然是向阿军打听阿磊有没有一个女朋友，但阿磊却回答了一句似乎不着边际的话。但是在现实中，任何人都会听得出来，阿磊确实回答了阿婷的询问。因为，阿磊的回答的“弦外之音”显然是：“阿磊在杭州可能有个女朋友”。这是这种人们交谈话语中的“弦外之音”，就是鲁宾斯坦（Rubinstein，p.39）在这本小册子中也注意到的格拉斯所提出的一个专有名词“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会话涵指）。从上述这个对话中，我们还看不出阿婷和阿军这一简短会话在任何地方不符合格拉斯的“合作原则”。即便是如此，种种复杂的现有博弈模型，又将如何“模型”人们实际会话中大量存在的这种“弦外之音”？鲁宾斯坦所言的词义“均衡”又在哪里？看来还真有博弈论理论家们做的。
例2：经济学家张教授打电话问经济学家王教授：“你的学生阿丙如何？”
  王教授回答到：“很好啊！他的诗写得蛮不错。”
王教授的回答，从句面意义上来理解，好像是在称赞阿丙，但如果真实情形是阿丙作为王教授的经济学硕士生正在报考张教授的博士生，单从王教授的这种语音和语调中，张教授可能会不再考虑录取阿丙。因为，尽管从话面上理解王教授的回答好像是对阿丙全然称赞，但对王教授这一回答，张教授可能会理解为：“这个学生长于写诗作赋，却在经济学上没有多大作为，甚至有点不务正业”。这种“反话”式的回答，难道不符合博弈论经济学家们自己所信奉的最优“经济”原则（像宾默尔和鲁宾斯坦这样的天才和有趣的博弈论经济学家们，常常可能更会以这样的方式回答人们的问题）？博弈论经济学家又如何“模型”这种会话含义上的“均衡”？
从以上两个发生人们日常会话中最常见的例子中，我们会发现，人们的语言游戏（博弈）、语义的形成过程以及人们对已有词语语义的控制、运用以及对词汇的配搭使用，均极为复杂。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博弈论经济学家要把词义的形成理解为一种最优化的演化博弈均衡，并依照这一分析理路对语言进行经济分析，路程还甚长。由此来判断，对博弈论经济学家鲁宾斯坦（Rubinstein，p.42）的以下乐观信念，看来目前我们还要打点折扣：“如果博弈论要解释现实生活的现象，那么，语言现象就是最有前途的候选者了。博弈论中解的概念最为适合稳定的、且有大量博弈者经常‘参与’的现实环境。因此，在用以解释语言现象时，博弈论工具可能最为有效。”也许真得会是如此？
 
3 经济学的语言与修辞

 如果说博弈论经济学家鲁宾斯坦基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精神对语言的经济分析直接指向当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中一些深层问题的话，在这本小册子的第二部分“经济学的语言”中，他却不像是如当代语言哲学家那样是从经由对本学科最深层问题的艰苦思考而自然而然地走向语言反思的了。换句话说，尽管鲁宾斯坦提出了经济学的语言问题，并对博弈论中的一些基本术语如“博弈”、“策略”、“解”等进行了语言学的语义反思，但他好像还没有从整体上意识到作为一种解释人类行为及其结果的一种话语（discourse）体系的经济学和博弈论本身也有一个内在的语言问题。至少，从他的整个论述来看，鲁宾斯坦似乎还在相信作为一种话语体系的经济学的语言问题还不至于严重到成为一个问题。因此，当鲁宾斯坦谈经济学的语言时，他实际上所关注的只是经济学的修辞，这就一点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谈到博弈论的修辞时，鲁宾斯坦是从博弈模型中所“借用”的日常术语的反思开始的。在“论博弈论的修辞”一章的“引言”中，鲁宾斯坦（Rubinstein, p. 72）明确指出：“词语是任何经济模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一个经济模型与一个纯数学模型的实质性的差异就在于，经济模型是数学结构与解释的组合。”既然如此，要理解博弈论的局限性，照鲁宾斯坦看来，首先就要从修辞学上审视这些博弈模型中的日常语言词语的含义。譬如，在博弈论中，恐怕人们用得最多的术语就是“策略”（strategy）一词了。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依照博弈论经济学大师舒贝克（Martin Shubik）的经典界说，博弈论中的策略是指“对博弈者（player）如何打算从头到尾进行博弈的一个详尽描述”。弗里德曼（Jim Freedman）则把“策略”视作为“指令的集合”。麦克米兰（John McMillan）则把策略定义为“包含了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的详尽说明”。对于“策略”一词，《韦伯斯特英语词典》的定义是，“制造或做某事或达到某种目的方法”。《牛津英语词典》的定义更为简单明了：“行动的一般计划”。
坦言之，鲁宾斯坦对“策略”等博弈论术语语义的种种界说的回顾和理论梳理，还并没有涉及到经济学的语言问题的实质。鲁宾斯坦在这部小册子中对博弈论术语词义讨论的有价值的地方，是在于他对任何词的词义均有模糊性这一点的逻辑分析。
一个词的涵义有模糊性，与语言（任何语言）的本身性质有关。对于这一点，许多哲学家和语言学家都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同时认识到了，并做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说明。作为当代经济学中的一位重量级的博弈论理论家，鲁宾斯坦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任何词和术语都有其模糊性的一面这一点的说明，确实是有其独到之处，这就是从语言和人的思维结构中的最优二元线序特征来说明问题。在载入这本小册子的最后一篇书评中，美国经济学家李普曼（Barton L. Lipman）依照逻辑推理中的“连锁推理悖论（sorites paradox），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日常用语模糊性的实质，而逻辑推理中的“连锁推理悖论”，又与鲁宾斯坦（Rubinstein，2000）所发现的在任何语言中都大量存在一种线序（linear ordering）性质有关。具体说来，在人们日常用语中，高、矮，长、短，强、弱，快、慢，漂亮、聪明这些形容词一般总有些约定俗成且为人们所“大致同意”的标准，或者说，这些词均有意义，即指某种程度的实存性质、程度或标量。举个例子：什么是“高”？在当今中国社会，一个1.9米高的人，大家一半会认为他是个“高”个子。如果你见到一个1.89米高的人，你也会说他是个高个子。这同样也适应于1.88，1.87，1.86，……米的情形。但是如果这样连锁推理下去，你会得出1.5米、1.4米甚至1米的人都是高个子！同样的推理也适应于“秃子”、“胖子”、“老人”、“小孩”等等。用这种连锁推理悖论来说明大量词语含义的模糊性，实在可谓一言以蔽、一言中的。
这里应该指出，不但形容词和副词有其模糊性，即使大多数名词本身也有其含糊的一面。这里且不说像“存在”、“精神”、“心智”、“制度”、“规范”、“机制”等等这些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专有术语本身就语义和涵指含糊，就连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名词也常常含义非常难能把握。依照普特南（Hilary Putnam,1970）“语义学是可能的吗?”一文的见解,且不说从“河马”是不是“马”，羚羊是不是“羊”，犀牛是不是“牛”，鳄鱼是不是“鱼”这些问题来看中文中“马”、“羊”、“牛”、“鱼”概念本身就含糊不清，甚至从合取定义上来看，就连像“金属”、“老虎”、“柠檬”等这些看似指称明确的日常名词的定义实际上也是含糊的。
理解了日常用语中词语语义的含糊性实质，对于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的许多争论，从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人们语言中词语的含糊性所缘起的。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理解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把所有哲学争论都归结为语言问题这一卓见的深刻和独到之处了。经济学家李普曼依照连锁推理悖论的论辩理路，也达致了一种维特根斯坦式的结论：“含糊词语从其用法中获得了含义。这就是说，‘高’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取决于人们使用这个词的用法，而不取决于任何逻辑结构”。李普曼甚至还发现，含糊的词语，恰恰在于其是有用的：“稍加思考，就会知道，如果不允许词语含糊的话，人们就没有多少话可说了！”从这一认识出发，经济学家李普曼还得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论洞见：“不是人们对世界有了精确的看法而含糊其辞的交流，而是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就是模糊的”（参见Rubinstein, 2000, pp.118-122）。
经济学家们从逻辑学中连锁推理悖论中清楚地展示了日常语言中词语的模糊性的实质，并进而认识到了日常词语模糊性的有用性，这对我们理解当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精神和思想导向，意义重大。在当代主流经济学中，有一个致命的误解，那就是，经济学家们常常认为，由于日常语言是模糊的，故用日常语言所写的经济学，自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而还不是“科学”。正是基于这一天大的误识，致使当代主流经济学家错误地相信，只有通过数学公式所证明的经济学道理，才是“科学的”。相当多经济学家也由此错误地断定，一些用日常语言所撰写的经济学，还不是“科学”。这是当代经济学中数学模型的建构成为时尚、数学推理大行其道的根本认识论原因。就连像已认识到经济学的语言问题的鲁宾斯坦这样的博弈论大师，看来也并没有超越这一点。
到这里，我们也许就能理解鲁宾斯坦的经济学的语言反思的初步性和局限性了：鲁宾斯坦对经济学和博弈论的语言反思，只是限于对经济学模型中的具有“解释”功用的日常语言构成部分的初步反思，他目前还没有意识到，数学公式和数学推导过程本身也是一种“语言”，更没有进一步认识到数学作为一种“语言”本身也有一个语言问题。如果读一遍贝纳塞拉夫和普特南（Benacerraf & Putman，1983）编辑的《数学哲学》，我们就会发现，数学语言的语言问题，问题多着呢！如果能够意识到数学语言的也有个语言问题，经济学家们也许就不再像现在这样盲目地迷信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才方能理解经济学家李普曼在评价鲁宾斯坦的这本小册子所说的“人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是一个词语的世界，而不是函数的世界”（参见Rubinstein, 2000, p. 114） 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
数学语言的语言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数学基础问题，也是牵涉到语言学与认识论的关系是如何的这样一个最深层的语言哲学问题。如果我们能了解数学哲学中的柏拉图主义、约定主义和直觉主义的争论的实质，我们也许就能理解鲁宾斯坦对经济学语言的语义博弈分析是在哪个层面上讨论问题了。很显然，鲁宾斯坦的语义学的博弈分析还是索绪尔、维特根斯坦式的约定主义的。但是，如果我们接受普特南哲学中的“语义学是独立于认识论”的这一著名命题，那么，我们就会认识到，当代主流经济学家视野中的“数理模型经济世界”，与古典经济学家用日常词语建构出来的“经济世界”，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认识到数学的语言问题，且如果我们相信普特南得“语义学独立于认识论”这一命题是真的话，即使我们认为鲁宾斯坦约定论的语言博弈模型是当代经济学（同时也可能是语言学）的一步深层推进的话，我们也还无法判断是当代主流经济学的“数理模型经济世界”还是古典经济学家的“日常语言经济世界”更接近人类社会的“真实经济世界”这一点。于是，当当代主流经济学嘲笑古典经济学用日常模糊语言建构出来的“经济世界”不“科学”时，为什么不能反过来问当代主流经济学家这样一个问题：你们用数学模型构建和推导出来的“经济世界”就是“真实的”？就是“科学的”？

4 博弈论的实质与功用

 如果说鲁宾斯坦的经济学语言反思还没有认识到（或者说上升到）对经济模型数学构成部分的语言反思是这本小册子的一个缺陷的话，那么，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博弈论理论家之一，鲁宾斯坦对博弈论本身的反思确实是超前、深刻和发人深思的。
在当代经济学探索的前沿边界上博弈论研究蓬勃发展和博弈论模型分析在如今大行其道的研究态势中，博弈论好像霎时间成了时尚经济解释的一种“万能药”了。只要参加一次任一大学经济学院的博士或硕士论文开题报告会，你就会知道我国的青年学子们对博弈论工具的迷信已到了什么一个程度。譬如，在当下经济学研究的世风中，不管研究中国或国际上现实经济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无论是研究银行、股票、证券市场、收入分配、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外国直接投资和公司治理结构，还是试图解释民营经济、家族企业、三农问题、收入分配等等——时，好像总是会有学生会说，这一研究要运用某类某类博弈模型，要进行这样或那样的博弈分析。毋庸置疑，能用国际上最新近的数理分析工具和“规范”方法来分析中国经济改革中某些现实问题，这是中国经济学的一个整体进步。然而，就在博弈论在当今世界红红火火的今天，处在博弈论理论探索前沿上四君子之一的鲁宾斯坦却在这本《经济学与语言》的小册子中说了一些实在令大伙丧气的话：“我相信，博弈论的模型只是被用来描述人的理性，而不直接与现实有关”（Rubinstein，2000, p.26）。在这本小册子的其它地方，鲁宾斯坦也一再强调了他的这一观点，并一再指出博弈论——尤其是经典博弈论（classical game theory）——的理论局限以及其与社会现实的距离。
在第五章“论博弈论的修辞”中，鲁宾斯坦一上来就指出，就博弈论为策略互动情形中的行为提供指导而言，现下许多人都认为博弈论是“有用的”。这一流行观点，为博弈论专家所使用的词语和修辞——如“博弈”、“策略”、“解”等等——而得到加强。就在博弈论大行其道的今天，鲁宾斯坦这位博弈论大师却直言说他怀疑博弈论的实际可用性，并且深刻地提醒人们，博弈论并不能告诉一个经理如何经营他们的企业，甚至并不能使市场营销经理改进他们的谈判策略，更不可能增加人们的IQ。通过对博弈论修辞的反思，鲁宾斯坦（Rubinstein, 2000, p. 75）尖锐地指出：“我认为博弈论的修辞确实对人有误导作用，因为，它给人一种印象，认为它具有很大的实用性，但实际上却不是如此”。由此，鲁宾斯坦进一步表明，他要通过对博弈论修辞的反思，说明两点：一、人们想从博弈论中学到在策略互动环境中应该采取什么策略，但这实际上做不到。因为，博弈论的基本概念“策略”并不能被理解为一种行动过程。二、在博弈论中，一些数学公式的大量运用造成了一种它的精确性的假象。事实上，它并没有任何现实基础。基于这一反思，鲁宾斯坦（Rubinstein, 2000, p.79）发现，博弈论中“策略”概念的两种核心形式——即策略博弈中的扩展型策略和混合策略——看来更像是某些“信念”而不是“行动计划”。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整个博弈论的话语体系和言说方式都要重新思考了。
为了说明博弈论仅仅是一种用来描述人的理性到底如何的话语体系而不是一种指导人们现实生活和商业运营的有用的行动指南，鲁宾斯坦还专门举了纳什讨价还价博弈中满足惟一纳什解（the Nash Solution）的四项著名定理——即正仿变型的恒定性、对称性、帕雷托原则以及对无关可选对象的独立性——这一例子。很显然，正如鲁宾斯坦所见，如果说讨价还价理论的任务是为大量的讨价还价问题提供一个“清晰的”数字预言的话，那么，天才的数学家约翰·纳什当然是达到了这一目标。但是，纳什讨价还价解的“精确的”数字预言真得像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所天真和自负地相信的那样能“在科学里”进行检验吗？鲁宾斯坦（Rubinstein, 2000, p.82）坦言他对此深表怀疑：“纳什公式的重要性在于它的抽象含义，而与其可检验性无关。数字的使用……使模型的含义变得模糊，而且创造了一种幻觉，使人们误认为这可以得出数量结果”。沿着这一论辩理路，鲁宾斯坦（Rubinstein, 2000, p.86）深刻地指出：“我不相信，除了澄清影响人们讨价还价结果的思维逻辑外，纳什的理论还能做更多的事。我看不出这种思维将如何全面地解释真实生活中的讨价还价结果。”鲁宾斯坦对“纳什讨价还价”博弈和“纳什解”的这些评论，难道不在某种程度上适宜他自己的具有时间贴现因子（discount factor）“鲁宾斯坦讨价还价博弈”以及其中“Kalai-Smorodingsky解”（参韦森，2003c，第55－56页）？ 又难道不在某种程度上适合于整个新古典主流经济学？
认识到博弈论理论推理的实质及功用，也就能进一步认识到我们在上一节中对经济学的数理分析和数学模型建构与“日常语言经济学分析”的分工和各自的长短来了。到这里，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像鲁宾斯坦（Rubinstein, 2000, p.82）这样的博弈论大师和数学模型建模高手竟会在这个问题上说出这样的话：“运用数字来说明讨价还价问题，使得纳什讨价还价解的含义变得模糊。 如果博弈论理论家可以使用更为自然的语言来说明模型，那么，解的概念也将会更为清晰，而且会更有意义。”理解了这一点，也就能知道鲁宾斯坦在第五章中所说的“数字幻觉”是指什么了。
这里应该指出，鲁宾斯坦本人从对经济学语言和修辞反思角度对博弈论本身所提出的批评，完全是建设性的，因而我们也决不可由此就认为博弈论的理论分析就是无用的。正如鲁宾斯坦本人所明确说明的那样，尽管他本人对博弈论的实用性感到怀疑，但没必要对此感到悲观。因为，我们没有必要将实用性作为博弈论有用性以及其存在的理由。这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笔者（韦森，2000）这些年来一再呼吁，中国的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不但要从“改造世界”和“影响世界”的误区中走出来，而且也不要为“解释世界”和“解释不了世界”而犯愁。理论经济学，不仅不要去追求“改造世界”和“影响世界”，也不必去刻意去追求“解释世界”。只有营造出一个为理论而理论、为学术而学术，且不为解释世界而只为解释理论而努力的学术氛围，中国的理论经济学才可能会有长足的进步。

5 语言反思对经济学制度分析的理论意义

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以及人的行为的经济后果的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假定人的存在，并假定人是有理性的，而不管是假定人的这种理性是无限超理性的（hyper-rational——新古典经济学和经典博弈论的假定），还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 rational——演化博弈论制度分析如H·培顿·杨（H. Peyton Young，1998）的假定）。人为什么有理性？或反过来问，为什么只有人才有理性？一个最简单的回答是：这与人有语言有关。沿着这一理路进行逆向推理，我们就会发现，经济学隐含地假定语言及其作用的存在。不但从纯理论上推理我们会立即得出这一直观结论，从现实的观察和反思中也会迳直达致这一认识。说人有理性是在于人使用语言，这实际上是一个“同义反复”（“tautology”——或言“重言式”或“套套逻辑”）。因为，语言本身就意味着理性或者说理性本身就意味着人的语言（思维）能力。
说在人的社群或社会中之所以有习俗、惯例、规范、传统和制度，其原因在于人本身有理性（不管是无限超理性，还是有限理性），这恐怕没有多少反对意见。如果说人有理性在于人有并运用语言或者说人的语言和理性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的话，那么，人类社会中的种种习俗、惯例、规范、传统和制度均与语言密切互相关联，这就应该说是不言自明的了。很显然，从语言及其作用的角度来思考人类生活世界中的种种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的生发、型构、驻存和变迁的机制和过程，就会发现，所有这些社会现象均与语言这种特殊的“social institution”（语言学家索绪尔所言） 密切相关。即使我们不对语言与种种社会博弈活动结果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内生于人们社会博弈活动中的种种秩序、规则进行语用学和语义学层面的理论探讨和细微梳理，只要稍加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不仅种种制度和道德的、法律的、社会的规范存在于语言中并以语言作为其存在载体，用语言来界定、来表述，而且它们必定在人们的言语活动中生成，在人们的言语活动中存在，并通过语言的载体在人们的言语活动以及文字交流中演化和变迁。正如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交换要通过货币这个中介来完成、来度量一样，人类社会的种种制度规则的存在，要通过语言这个中介来完成，并必得和必定以语言的形式来实现和“绽出”其存在。
认识到了种种制度规则的语言维度和制度以语言来昭显其存在并依靠语言的载体来发生其约束力这一点，也自然会识得出语言在制度生成、制度制定、制度维系以及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了。在《经济学与语言》中，鲁宾斯坦（Rubinstein，2000, p.5）曾指出：“决策者在进行选择之前，会进行有意识地思考，而他们通常要通过语言来思考。这样，决策者用以表达其偏好的语言，就限制了他的偏好集。因此，决策者语言丰富程度上的一些局限，会对经济人可实现偏好产生一定的限制。”由此，鲁宾斯坦深刻地指出：“对选择问题进行定义的语言may（可能）影响决策者的语言”。鲁宾斯坦的这一深刻见解中用了“可能”这样的缓和词语以表他的“猜测”。但在英文语境中，这个“may”显然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如果我们相信鲁宾斯坦这一重言式（tautology）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依照笔者在《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韦森，2001）中所形成的制序型构（formation of institutions）思路，即人们的社会活动和交往（或言社会博弈）自发产生秩序，秩序驻存中生成、硬化或言“沉淀出”非正式的约束规范，非正式的约束又会通过法律制订和普通法的前例而转变为制度——因而社会或社群内部的正式规则中的秩序和秩序中显现的规则就是“制度”——，既然语言限制人们选择的可能性以及现实的选择集，那么语言现状及其特征自然会从根本上通过影响人们的偏好和选择来影响人们的博弈均衡和博弈结果，从而影响秩序的型构过程、秩序的样态，并最终导致在不同的规则和规则多样性上确定下来并映射出来。就此而言，研究语言以及人们的言语活动与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的存在以及与其生发和型构的关系，对理解种种市场运行中的制度安排的实质及其变迁演化机理和路径，显然是一项必不可少、且必定要做的工作了。加之，通过近两年中对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初步研究，笔者现在模模糊糊的感到，近代以来，东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化变迁路径上的差异，西方各国在近现代时期中法理社会的逐渐形成，东方尤其是传统中国的礼俗社会的长期维系，归根到底可能与东西方社会的不同语言制序的特征密切相关联。如果是这样的话，对语言理论及其不同语言特征的比较分析，就成为经济学的制度分析进一步推进所必须要走的一步了。
 如果把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思维进一步提升到哲学本体论反思的层面，我们也许更能清楚地发现语言在人们市场活动的秩序和种种制度的生发、型构、维系、演化和变迁中的作用了。这里，我们不妨依照当代著名语言哲学家塞尔（Searle，1995，1998）对“社会实在”的哲学反思的视角来讨论这一问题。
在《社会实在的建构》和《心灵、语言与社会》两部著作中，塞尔（Searle，1995，1998）曾提出了“制度事实”（institutional facts） 和“原初事实”（brute facts）两个相对概念。按照塞尔（Searle, 1995，p. 2）的界定，一些胡塞尔哲学意义上“生活世界”中的现象之所以被称“制度事实”，是因为“其存在要求人类制度”。塞尔举例到，在现代社会中，为了使一片纸成为五元的货币，就需要有人类的货币制度存在。反过来，原初事实的存在——如山川河流、原始森林、地震台风、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燕子的秋去春来等等——就不要求制度。 当然，塞尔认为，为了表述原初事实，我们需要语言，但塞尔指出，必须把所述事实（fact stated）与对该事实的表述区别开来。从塞尔的这一两分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哲学家塞尔所理解的制度实在，人们所观察到的制度现象，或者说人们的理念中的制度事实，应该而且必定是一种人类社会独有的现象，是与人有关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 如上所述，在人存在这个世界之前，有物质世界存在，有塞尔所理解的“brute facts”的存在，恐怕难能有人对此置疑。但没有人，没有人的意志或意向性（intentionality），就没有制度，因而所有制度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存在现象，均是人的制度。对于这一点，恐怕也没有人会怀疑。但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惟独人类社会有制度现象？是什么使人成为人并与其它动物区别开来？按照洪堡特和塞尔的见解，这又恰恰是因为人能说语言。换句话说，语言（能力）使人成为人，语言使得人的社会有了制度（因为语言“编织”和“构筑”并“构成”了制度）。因此，一个自然的结论是，只有有了语言这种标识着人成为人的存在和能力的特种“institution”（制序），才使其它其它种种习俗、惯例、规范和制度等人类生活形式成为可能。因此，人类的语言本身就成了人类种种习俗、惯例、规范和制度等等社会实存存在的必要条件，或言人类社会的所有这些生活形式无一不存在语言中并以语言的“外壳”求得其存在，或言“绽现”其存在。
理解了塞尔语言哲学中制度实在（事实）和原初实在（事实）的区分，如果进一步理解塞尔的老师奥斯汀（John L. Austin, 1962）的“以言行事”（包括人以言创生制度事实）哲学，我们也许就更能理解语言反思在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中的重要了。因为，不但人类生活形式中所有习俗、惯例和制度要在人们的语言交流中生成，并通过人们的语言交流而得以驻存、维系，而且惯例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约束规范以及制度作为一种正式的约束规则本身要以语言的形式取得其存在。这也就决定了习俗的演化、惯例改变和制度变迁也要通过语言这种特殊的“social institution”来完成。尤其是制度型构、制订、维系、存在、变迁以及期现实的约束力，均与语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如果从哲学本体论上来思考人类社会的种种生活形式现象，就会发现，制度作为一种约束规则和体现着一定秩序和规范的建制安排，是一种多人或集体决策的结果，常常是在多人一致同意（consent）下产生的，并必定在多人集体的一致同意和遵从中才能存在，才能取得其约束力。一致同意的达致，一致同意的认同，一致同意的存在，甚至一致同意的破裂，均需要在语言这种特殊的“社会机制”中来完成。就连制度作为一种集体意向性的存在——一种集体中个人意向性的交汇和混同（pooling，或照塞尔的见解，一种集体意向性的生成）——也必定存在于语言之中。由于制度要在语言中生成并以语言的形式存在，那么，一种语言中的现存词汇、语言特征以及语法结构均无疑无一不会不在制度基体上发生某种作用并制度特征中“映射”出来。这一点实际上也被博弈论经济学家鲁宾斯坦所注意到了。这就是他基于“决策者使用有限的语言来表述其偏好”假设所得出的以下结论：“一项决策规则必须是用语言来表达的，只有这样，在评议和执行阶段，它才可以在集体中进行交流”。因此，“它可以被解释为是对决策者可使用的有限语言的反映”（Rubinstein, 2000, p. 57）。鲁宾斯坦的这些见解，实际上已在某种程度上涵蕴了笔者这些年一直坚持的一个源自索绪尔语言观但又与索绪尔的语言观有些区别的一个理论观点：制度说到底是一个语言现象。
然而，正是因为语言是一种“social institution”（索绪尔），而反过来人类社会所所独有的所有“social institutions”（包括其中的“制度”）又是一种语言现象，这就给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以及哲学论辩本身设置了一种“先天的”困难：正是因为制序是个语言现象，而反过来语言本身又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制序，当我们用语言这种特殊的制序解释其它种种习俗、惯例和制度实在时，就陷入了塞尔（Searle, 1995，p. 13）所言的那种解释学的循环论证怪圈：“我们必须用制度（序）事实来解释制度（序）事实；我们必须用规则来解释规则，用语言来解释语言。”把这一见解推广到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中 ，我们就会发现，在讨论、研究、描述和模型化种种人类社会的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现象时，以致在人们实际社会中种种生活形式的型构、建构和制度基体网略（matrix）的“编织”中，任何时候都离不开人们的言语活动以及人类的某一种或多种语言，其中包括日常语言、数学语言、逻辑语言、计算机语言、甚至聋哑语和盲文。既然语言本身是构成其它种种社会约束、规范和制度的“质料”和“维度”，而语言本身又是讨论、研究、描述以及理论再现种种其它习俗、惯例和制度的必用工具，由此看来，探讨语言的本质（如果语言有本质的话——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无本质）和不同语言的特征以及作为一种特殊社会生活形式的语言与其它生活形式（包括习俗、惯例、与制度）的关系及其在其它社会制序中生成、型构、建构、演化和变迁中的作用，就成了对人类的种种生活形式——包括习惯、习俗、惯例、规范、传统、法律和其它种种制度——进行探索从而推进经济学的秩序生成机制研究和制度分析所必须要做的一项前提工作了。

6 余论

 在评述鲁宾斯坦的《经济学与语言》时，当代一位逻辑学家本森（Johan van Benthem，参见Rubinstein, 2000, p.93）曾深刻地指出：“语言是我们思考和交流时所呼吸的空气，常常不为人们所注意。语言使人类的认知成为可能，且同时通常以一种不可见但非常真实的方式对人类的认知进行着约束。当语言这一至关重要的媒介成为人们公开——尤其是在分析传统中——关注的焦点时，在本世纪哲学就发生了一个‘语言转向’。”本森接着指出，从《经济学与语言》开始，在博弈论经济学家的鲁宾斯坦那里也开始了一个“语言转向”。鲁宾斯坦以其《经济学与语言》，试图将博弈论置放在一个广阔的理性推理和交流的知识版图上，这符合当代人类思想界的前沿潮流。从整体上来说笔者同意本森教授的这一判断。然而，也毋庸讳言，鲁宾斯坦的语言的经济分析和经济学的语言反思还只是标示了“经济学语言转向”的一个开端。沿着语言的经济分析和经济学的语言反思这两个反向且相互关联的研究“向量”中，无疑还有漫长的探索路途，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且具有及其广阔的研究前景。我们也可以预期到，这两个研究方向上均能产生对语言学和经济学本身都有极其重要意义的理论成果。同样也毋庸讳言，这两个方向上的任何进一步的理论推进都将是十分困难的。
 当代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大军，已经侵占了其它社会科学王国中大片大片的领地。如果说当代经济学帝国主义对其它社会科学王国不断入侵的一支又一支的“冒险远征军”均还远未凯旋话，它们却从其对它社会科学王国的“侵袭”中不断学习并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这自然也会反过来引发一些当代经济学家们对自己研究领域中的一些问题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方法的不断反思。博弈论经济学对语言研究领域的侵入，显然也展示并已形成了一个同样的理论格局。在这个初现的格局中，逻辑学家本森（参见Rubinstein, 2000, p.95）发问道：“我们不能‘解释’人类历史，为什么我们应该能‘解释’语言呢?”这一问，实在意味深长。仔细玩味，对已处在人类思维探险边界前沿上的理论家们也许不无益处。沿着本森教授的这一发问，我们也自然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学的语言，能解释得了经济学自身的语言问题么？

        韦森2003年12月15日谨识于复旦书馨公寓
Emails: liweisen@fudan.edu.cn weisen_eco@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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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在家整理东西时，发现了一本高中用过的记事本，其中一页，上面画着一个圈，圈的上方有一个点，点上方写着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很快就意会过来自己留下的符号的意思，我是再表达这样一个意思：从原始的均等社会，到共产主义下的人人平等社会，历史的发展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地。

我当时是带着极大的悲观主义色彩看这个发展的圆圈，圆圈的灵感来自于法布尔的《昆虫日记》，法布尔将一群蚂蚁引上一个圆形容器，于是蚂蚁们沿着这个圆圈一圈一圈地走下去，全然不觉自己是在原地打转；直到法布尔将其中的一只引下来，一个团体才离开了这个无尽的圆圈。

至于这个“圆圈”有什么作用，能解释什么问题，不详，只是臆想。由于这学期的课大多与马克思主义相关，所以偶然发现这样一个原始社会、共产社会替换的概念曾经被恩格斯批判。恩格斯批评了一些俄国民主人士将俄国的共产农庄与共产主义社会等同，认为俄国可以不经历资本主义发展，直接由农奴社会跨入共产主义社会。恩格斯坚持共产主义社会应当是内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马恩全集 22卷，494页，《论俄国的社会发展问题》）原文这样写道：

     其次，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更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能产生了的和才能产出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换出现以前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公社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高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出来的任务；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

看来年轻气盛的我也犯了这样一个偷换概念的错误。然而，这样一个圆圈逻辑，不管是我自编自导的圆圈，还是民主人士的臆想，还是恩格斯的批驳，我们都在形式上、内容上画圆圈，想大一统地完成一个理论、达到一个境界。一旦一种主义开始发展，就要开始把每一处都画圆，然后一代一代地沿着圆圈走下去；在一切事情发生之前，就已经开始论证其可能性、规划其发生路径，一个思想一定要是圆的、完整的才是正确的吗？

而另一种思维方式也在突起，就是隐含着微积分思想的欧洲“资本主义”思想，把事情割裂来看，不求其大统，在细分中寻求一些疑问的解答。我想微积分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本身对于数学的推进，还有一种分裂的思维方式。

这种问题是不会有谁对谁错的，尤其对于我这样生活在一种意识形态下的人更倾向于神化另一种意识形态，所以观点不仅可观，过多的变节会招致冲压媚外之嫌。想起一门课的口试中，题目大致是和老师探讨关于民主制度适不适合中国的问题，具体不记得了，我问老师：会不会有一种基于儒家文化的民主？老师于是推荐我去阅读一本《理想国的覆灭》，此书我至今没有去找，所以也就此打住。

圆圈很美，也很危险。

今年以来的经济学家上的国家数据统计显示：西欧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依然是比利时，高达12.9%。阅读了一些有关资料，发现此失业率高居不下有人为因素，而并非全是摩擦性失业。原因之一有一个物价和工资挂钩的指数计算；由于工会斗争，工人工资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率，这是许多欧洲国家的问题，财富往往不得不用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工资，而难以投入科研、创新、军备等领域。但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将工资与物价挂钩，这正衡量方式，产生了这样一种结果——如果工资上涨，物价也会上涨，物价上涨了，工资不得不再提高，如此一来会有一个恶性循环，于是工会索性减少就业人数，以维持这样一个循环，也就造成了高失业率的情况。12.9%还是一个比较值得担忧的数字吧。最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绕圈式的思维，无法寻求更好的突破，只能一圈一圈的饶。

从一本介绍比利时政治的书上看到如下，作为补充材料可以帮助部分解答此问题。

In Belgium, increases in wages and welfare benefits are traditionally indexed to price increases. Labour organizations were reluctant to accept a policy of wage restraint to accelerate economic and employment growth. Instead, labour market policies concentrated on public subsidies and demand-led measures. Policies also sought to reduce the labour supply by banning the recruitment of foreign workers, offering early retirement schemes and extending the duration of education. In the 1980s schemes to redistribute work though cuts in working hours were also attempted. The state also tried to cut welfare spending by restricting the entitlement of all workers except the male breadwinner to benefit. In the 1980s there was no employment expansion in Belgium and at the start of the 1990s unemployment remained high and productivity and employment growth was low.

In the 1990s Belgium struggled to meet the criteria for membership of the final phase of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on account of its public debt to gross domestic product ratio- the highest in the EU. The conservative-socialist government reduced the budget for 1996/97 in order to successfully meet the convergence criteria. The two liberal-led coalitions in 1999-2003 onwards have since managed to balance the national budget and have started to cut national debt. However, unemployment remains high and regional inequalities persist. In some areas of Wallonia (Liège and Charleroi ) unemployment rates are as high as 35%.